去年，即1998年5月10日到12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共同组织在台北召开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而今年即1999年8月20日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河南安阳市人民政府、河南安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单位在安阳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样是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会议，为什么一个在去年召开，一个在今年召开？甲骨文到底是哪一年发现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实上，关于甲骨文发现的年代，归纳起来至少有1894年、1898年、1899年、1998－1899年之间、1900年等几种说法。关于甲骨文发现者，大家提到的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胡石查等人。下面简单把这些情况介绍一下。
甲骨文发现于1894年之说比较晚出，影响也比较小，胡厚宣先生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载《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集，1993年10月）。据胡先生文，胡石查发现甲骨之说，漏洞不少，不可为据。因此，此说可以略而不谈，读者如有兴趣，可以阅读胡先生文。
在各种说法中，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大家说得最多的。但是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年代，起码有1898、1899、1898－1899年之间、1900年有四种说法。先看王懿荣1900年发现甲骨文之说。
刘鹗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此书自序写于1903年的9月，其中有这样的话：“龟版己亥（1899）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王懿荣看到甲骨是在庚子岁即1900年。有人就据此而认为甲骨发现是在1900年。如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总论》第8页上：“王文敏公，名懿荣，字廉生，福山人。……光绪二十六年河南汤阴附近，地名小屯者，土中出古龟甲兽骨，上刻古文，公始定为殷商遗物，得之至为宝贵，古龟甲刻辞之见重于世，自公始发之。”
从刘鹗的叙述可以看出，他把“龟版”的“出土”时间，跟王懿荣看到“龟版”的时间分在前后两年，一在1899年，一在1900年。既然王懿荣是在1900年才看到甲骨文的，那么说王氏在此前“发现”了甲骨文，也并非没有道理。王懿荣是否真的在1900年才看到“龟版”呢？陈梦家为我们解答了这个谜语。《殷虚卜辞综述》第647页说根据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日记》“辛丑十月二十八日（1901年）”条作了如下推论：（1）在王氏生前，刘氏似并未看到他的甲骨，当时王氏对此秘藏并不轻以示人；（2）刘氏辛丑日记于十月二十日记赵执斋送龟版来，云“龟版颇有大者，晚点龟骨共千三百件，可谓富矣”，则1901年刘氏自己有收藏；（3）刘氏只相信王氏庚子年买了两批，并无全甲之说；（4）当时因为王氏收藏甲骨很严密，外界有许多无稽之谈。“王氏搜求甲骨“秘不示人”，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1925年）中也说过：“殷虚甲骨文字，光绪戊戌己亥间，始出於河南彰德府西北五里之小屯。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区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其他一些人也谈到同样的意思。如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上册11－12页，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加拿大人明义士《殷虚卜辞·自序》（1917年）、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北京大学史学系讲义，1924年，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102页，中华书局，1977年）由此可以看出，由于王懿荣开始收藏甲骨是“秘其事”，连“门生”刘鹗也不知道。因此，王懿荣在1900年才看到甲骨文的说法就不必相信了。
罗振玉的论著中一般都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在光绪己亥，即1899年，但在1931年所写的《松翁自叙》中又说：“洹滨甲骨，自庚子岁始由山东估人，携来都门，福山王文敏公懿荣首得之。”为什么罗振玉自己自相矛盾呢？胡厚宣《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解释说：“这是因为据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年齐鲁大学讲义本）己亥年王氏只买了12块，到庚子则买了800块，举多数而言，便称作庚子了。”（胡文见《中国文化》15－16期（1997年合刊），1997．12，72页）这解释应当是可信的。
既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不会在1900年，那么可以往前提早多长时间呢？根据现在的资料，说学者们看到甲骨文，最早只能上推到1899年。下面先看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说法。
前面说到刘鹗的《铁云藏龟》，此书罗振玉也曾为之作序，序中说：“至光绪己亥（1899年）而古龟古骨乃出焉。”（1903年）后来，罗氏在1910年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1912年的《殷虚书契前编》自序、1933年的《殷虚书契续编》自序都说了同样的意思。
明义士在1917年所写的《殷虚卜辞》中说到他1914年到安阳传教，并说“约十五年前”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后来他在1933年写的《甲骨研究》中记载：“按范氏一九一四年所言：一八九九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每块银二两。盖范氏在北京听说王氏之事，便到彰德得了十二块，回北京，卖与王氏。”
罗振玉是早期研究甲骨文学者之一，明义士所述是根据他亲自向商人范某打听来的。他们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需要注意的，同样在1899年，王襄和孟定生也看到并开始购买甲骨。王襄有不少文章都谈到他和孟定生一起最初看到并购买甲骨的事情，他们看到甲骨的年代是在1899年，如《?室殷契征文·序》（1925年）、《题所录贞卜文册》（1933年，《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32、33期）、《题易鲁园殷契拓册》（1935年，《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第85期）、《孟定生殷契序》（1957年6月，收入?室文稿第四册）、《题宝契小像》（1953年，收入?室诗稿第二册）（以上王文皆见《殷都学刊》1985年2期）。王襄和孟定生在1899年看到并购买了甲骨的事情，过去不被学术界重视，直到胡厚宣在1944年《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一文中特地提出，并在1951年3月所写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中加以强调，这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后来，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对孟、王的贡献也加以肯定。需要注意的，王襄的叙述有两点可以注意：第一，他既说到自己和孟定生购买甲骨是在1899年，也说到王懿荣收购甲骨是在1899年，但王氏收购在他和孟定生之后；第二，王襄曾说“吾乡藏殷契者，固以定老为创始人“（《孟定生殷契序》），可见他是很推重孟定生的。王襄在《题易鲁园殷契拓册》中提到，孟定生在没看到甲骨时就就推断它可能是“古简”，这对刺激古董商人去当地收购应当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又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说孟定生在1900年就曾摹过甲骨文（陈书648页），可见孟氏确实不同一般。
附带说一下，过去有人虽然也认为是这一年发现的甲骨文，但最早收购者不是王懿荣，而是端方，如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但是，端方搜集甲骨实际上比王懿荣晚。陈梦家已有讨论，可以参看（《殷虚卜辞综述》651页）。
至于说王懿荣在1898年和1899年之间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见于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序》（1917年）：“光绪戊戌、己亥间，洹曲崖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1925年）中也有同样的意思的话。王懿荣的三子王汉章《殷墟甲骨纪略》（天津美术馆《美术丛刊》创刊号，1931）、《古董录》（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50期）也有此说。对此，胡厚宣《再论甲骨发现问题》解释说：“我们认为……又称戊戌者可能是戊戌年即开始见到或购到极少数之故。”（《中国文化》72页）胡氏的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不管怎样，我们下文将会讲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王懿荣在1898年就看到了甲骨文。因此，王国维等人的说法不一定很准确。
最后，我们看看甲骨文发现于1898年的说法。
最早提出甲骨文发现于1898年的，是汐翁所写的《龟甲文》一文（1931年，北京《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文中说1898年刘鹗与王懿荣一起发现了甲骨文。此事不见于刘鹗所写的《铁云藏龟》自序，向来被认为是“向壁虚造”的传说。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虽引用汐翁文，但把发现年代改为1899年。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1898年发现甲骨文之说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1961年，王襄作《古文流变臆说》（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谈到到殷代文字的发现说：“殷契之发现，始于清光绪戊戌秋，潍人范寿轩来说河南出骨片事，翌年冬携来求售，巨大之骨，计字索值一定一金，同好力不能得者，尽以携之京师，后闻为王廉生懿荣购去有全龟腹甲之上半，曩时视为珍品，亦在其中。”1982年，王翁如发表王襄的一篇遗作，题为《?室殷契》（见《历史教学》1982年9期）。这篇文章是王襄在1955年10月27日，文章开头说：“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一八九八年始（即前清光绪二十四年）。”此后发表的王襄《亡弟雪民家传》（见王巨儒《王襄年谱》上，刊《天津文史丛刊》第七期，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7；又收入《纶阁文稿》第二册，现存天津市图书馆）也说“殷虚出契文之年，在清光绪戊戌。翌年，潍贾范寿轩携之来津；乡人孟定生、马景含二君及余家兄弟见之，惊为千载瑰宝”。以上各说中，王襄或说“殷虚出契文之年”，或说“世人知有殷契”，或说“殷契之发现”，都说是1898年。看起来，这都跟他所写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章的说法有所不同。因此，有不少人撰文论述甲骨文发现的年代应当是1898年，发现者应当是王襄和孟定生。
不过，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无论王襄文中采用什么方式叙述甲骨的发现，可以肯定的是，在1898年，他和孟定生并没有亲眼看到实物，真正看到实物是在第二年即1899年。由于这场讨论，有的学者强调要明确“甲骨文发现“到底指什么。李学勤先生在最近所写《王懿荣集》序说：“殷墟地方农民掘出甲骨，以及甲骨为古董商人所见，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因为他们对甲骨的文物性质和价值都不能有所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懿荣、王襄和孟定生应当都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人，他们发现的时间是在1899年。
至于王懿荣是怎么发现甲骨文的，他对甲骨文的性质有没有加以鉴定，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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